我把其中我认为最经典的，值得反复咀嚼的，值得讲给孩子听的台词，按“为人、做事、为君、为臣”四个维度整理出来。

先说为人篇：

郭威问：“何为儒？”
冯道答：“儒者，人之所需也。曰生死，曰衣食，曰忧乐。一人之所需，即为一人之儒。众人之所需，即为天下之儒。于朝廷而言，儒即是天下人心。”
太平年电视剧这段话把“儒”从神坛拉回人间——不是什么高深学问，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冷暖悲欢的在乎。相比于天天教学生背《论语》，更重要的是教孩子为人，教他看见身边人的需要。

钱弘俶在朝堂上刺杀恶臣张彦泽时说：“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！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黎庶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。”
在五代那个“有枪就是王”的年代，是非对错的界限似乎模糊了。但钱弘俶偏不信。乱世可以颠倒权力，但不能颠倒黑白。看着剧，让孩子明辨是非，给他内心安一把永不倾斜的秤。

其次是做事篇，果行育德。

郭威问冯道：能保百年太平吗？
冯道只说了这六个字：“须去做，方知晓。”没
人能预知未来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所有答案，都在行动的路上。我们要让孩子不空想、不退缩，把行动交给现在。

这是冯道对赵匡胤说的话：
老夫这一辈子，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。武，不能定祸乱；文，不能致太平。所行所为，大多都是无用的。有用的，无用的，终归要有人去做。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；做不做，却又是一回事。
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还愿不愿意做？在事情“没用”的时候还做不做？冯道说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是另一回事。做的过程，比结果更重要。

面对郭威入宫，百官跪迎，唯冯道站着，非常有气节有分寸，下属问他，”天子弃天下，奈我们何？” 冯道：做好分内的事。
对呀，管他领导咋换，你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钱弘俶质问郭荣为何杀人，郭荣这样回答：“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，你不得不去做。”
成人世界的复杂在于，有些事即使不愿也要担起。这不是认命，是长大。

第三为君篇，要知晓权力的重量

“决定天下命运的，不只有长枪大剑，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。”
这是郭威说的，他出身底层，身上有刺青，被贵族看不起。但他懂一件事：真正的大人物，眼里要有小百姓。

“我家先祖遗训：善事中原大国，善事东南士民，善事军中将校。”
这是吴越钱氏代代相传的祖训：对上敬、对下慈、对左右仁——这不仅是君王之道，也是任何一个领导者的三句箴言。
“舍一家一姓之荣，保千万生灵之安。”978年，钱弘俶做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：纳土归宋。他手里握着江南最富庶的土地，兵精粮足，完全有能力一战。但他选择交出江山，只为百姓不受兵祸。权力不是用来占有的，是用来庇护的。

第四，为臣篇，辅佐需要智慧

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”
慎温其被酷刑逼供，身上的肉打烂了再养、养好了再打，前后五六次，始终不肯诬陷旧主，程昭悦于是这样评价他。这份气节，让敌人都敬重。
做人下属，能力之外，风骨是最后的底牌。

五令公想救儿子，元学士的提醒：五令公，稍安勿躁，水丘公大约也该到了。”一样的话，要不一样的人来说。一样的话，亲爹说不合适，换个外人说就成了。但是元相公既不想折损大郎君，又不愿卷入是非，所以推荐水丘。教孩子说话，不仅是教他怎么说，更是教他什么时候说、让谁说。
这是分寸感，也是智慧。

第五，廓清了一些概念，比如乱世奇才王朴解释，什么是造反什么是革命。

他告诉柴荣的弟弟和儿子：如何看待黄巢，如何区分“贼”和“反贼”。
这段话，值得全文背诵：
“黄巢是何人？反贼？是，也不是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、党争不断，阄宦用事，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，税捐延纳百年，苛政荼毒天下。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要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。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黄王义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赢粮景从、箪食壶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军，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”
有人问：“造反了如何不是贼？”
王朴答：“何为贼？残民以逞是为贼，荼毒百姓是为贼，苛政虐下是为贼，盗掠人财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，却不能称为贼。《周易》有云，谓之‘革命’。”
又问：“什么叫革命？”
王朴说：“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《周易》上说，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、应乎于人。”
革命不是外来词，是我们古已有之。什么叫顺天应人？就是百姓活不下去了，有人站出来替天行道，这叫革命，不叫造反。
王朴不只是会讲道理。他为后周写的《平边策》，相当于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，被柴荣定为国策，后来也被赵匡胤继承下来：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。柴荣外出征伐，留王朴坐镇东京汴梁，修路、治河、扩建都城。他还能研究历法，编纂《钦天历》；改进浑仪、圭表、浮漏；创立“七声新法”，在五声基础上加入变宫和变徵。
一个人，能做这么多事。

最后， 吴越君子水丘昭券何慎温其的为人处世。
剧中最让人心疼的角色，莫过于水丘昭券。他是吴越国的内都监使，国君之舅，第一段：与少年君王钱弘佐的对话：
钱弘佐即位之初，猜忌宗亲，滥杀无辜，朝堂上下人心惶惶。满朝公卿敢怒不敢言，只有水丘昭券站了出来：
水丘昭券：“戴恽本无反心，无罪受诛于宫门，此上下离心之始。庶人孙本，亦无勾连僭篡之实。杜昭达等人，跋扈贪鄙有之，明正典刑，不为苛酷。大郎弘俊，御兵治事，鲜有疏忽，至今蒙冤受监。公卿愤愤，国人惴惴。”
钱弘佐大怒：“水丘昭券，你好大胆！”
水丘昭券：“臣家世代戚里，与国同休。吴越国在，臣在；吴越国亡，臣亡。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，为大王言之。”
钱弘佐问：“这些话，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？”
水丘昭券：“斯时，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，宫闱之内，诸事动荡，皆以权宜为要。而如今，局势完全不同。京师制文已至，大王受天子册封，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。王者治四方，当以堂皇正大之政，不做权宜苟且之谋。”
钱弘佐沉默片刻，说：“这些话，从未有人与孤说过。”
水丘昭券：“此乃宰相之过也。”
这一段君臣对话，堪称千古楷模。

第二段：痛斥君主行诈谋，钱氏兄弟想试探宗亲与重臣的忠心，设了一个钓鱼执法局。
水丘昭券一眼识破，当即入宫厉声斥责：“大王行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信宗亲，不信勋贵，不信宰执，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”
钱弘佐解释：“水丘公，勿恼，是孤用错人了。事至如今，宫城之内，潜流激荡，孤实在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”
水丘昭券：“如何不可信！如何不可用！这是大王的宫城！这是大王的王都！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还是文武黎庶，皆是大王的子民！若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勤王之师。大王要诛逆、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蜮伎俩！要知道，此处，是三代钱王经营守持了四十年的吴越。它不是中原！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逍遥法外的逆贼。”
“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蜮伎俩”——这句话，正气凛然。

第三段：纠正“主辱臣死”
后来权臣胡进思在朝堂上羞辱新君钱弘倧。
钱弘倧事后质问水丘昭券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”
水丘昭券不但没有迎合，反而当场翻脸：“是谁与留后言及此悖逆之言？此言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原文是‘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’。越王勾践赖文种、范蠡之辅佐灭吴报仇，反过来却杀了文种，追范蠡于五湖之上，其性凉薄，忘恩负义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讽后人。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’，孟子所言，方是治国正道！究竟是何人，敢对留后出此悖逆枭獍之言，臣请诛之，以儆宫中！”
这一句，澄清了千百年来对“主辱臣死”的断章取义。烈火一样的君子，照亮了乱世，却转瞬成灰。

再说，另一个君子。18集，慎温其从撩浅都归来，随钱弘俶入宫面圣。
钱弘佐：这几年在太湖边上，吃了不少苦头吧？
慎温其：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、挖湖泥，每餐一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。无政务之繁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
钱弘佐：这是埋怨孤。
慎温其：罪臣，不怨。
钱弘佐：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
慎温其：臣入仕是为了做事。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；在内牙军是做事，在撩浅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
钱弘佐：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。
慎温其正是如此：身在朝堂，则尽忠职守；身在江湖，则修堤挖泥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真是“仁者无忧”的典范。

这些台词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们没有一句是空话。
冯道说“儒者，人之所需”，他自己在乱世里救了一城人的命；
郭威说“小户人家的隔夜粮”，他自己就是从小户人家走出来的人；
钱弘俶说“舍一家之荣”，他真的把江山交了出去，换江南百姓“老死不识兵革”；
王朴说“人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，这不是罪”，他用自己的《平边策》为一个时代指明了方向；
水丘昭券说“王者治四方，当以堂皇正大之政，不做权宜苟且之谋”，他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。
教孩子为人、做事、为君、为臣，说到底，是教他：心里装着是非，眼里看见他人，手里做着实事。
至于最后能不能做成——冯道说了：
“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是另一回事。”愿我们和孩子，都能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，做一个“当做则做”的人。